1950年，金门岛。
一张张娱乐券被郑重交到士兵手中，凭此券，他们可以在“特约茶室”享受7分钟的专门服务，单张标价居然相当于普通士兵月薪的十分之一。
这不是什么娱乐场所的促销活动，而是国民党军队“军中乐园”的日常。
当时间以分钟为单位被切割、贩卖，女性的身体被编号、定价，一段被掩埋的历史真相缓缓浮出水面，所谓的乐园，正是建立在女性血泪之上的国民党军妓制度。
1949年，国民党败退台湾，数十万士兵滞留在金门、马祖等前线岛屿，禁止结婚，生活枯燥，军纪问题频发，对此，国民党当局的解决方案不是改善待遇、疏导心理问题，而是推行一套系统性的性剥削制度。
1950年初，“军中乐园”正式设立，正是开篇提到的“特约茶室”，国民党官方给出的说辞可谓冠冕堂皇。
“调剂官兵生活，安抚他们的心灵，维护社会秩序，防止强奸案发生”。
金门防卫长官胡琏时期，岛上仅有两处“军中乐园”，到了刘玉章任期，直接扩展至金城、安岐、东林等六处，军妓多达两百余人。
说起这套制度的本质，从招聘环节开始就令人瞠目结舌。
据一位曾负责招聘的国民党军官回忆，他们当年专门从台湾各地的风化区挑选女性，年龄必须在20至25岁之间，虽然不要求容貌多么出众，但身家必须清白，往上推三代不得有任何反动嫌疑，赌博、吸毒、偷盗等前科更是一概不录用。
讽刺意味就在于此，这些女性需要经过比公务员更严格的政治审查，最终却被送入军妓院，她们中的许多人还不是自愿前来，或被骗、被强迫，为减刑、还债加入其中的也是大有人在。
此时，让我们再度看向那张娱乐券。
在金门、马祖，娱乐券限用7分钟，在台湾本岛时间稍长，约40分钟，但无论长短，本质相同，军妓的尊严被量化、被计时。
对于士兵来说，7分钟性服务时间是枯燥军营生活的短暂逃避，对于军妓而言，那日复一日的噩梦循环。
其一，每天工作超过11小时，从上午8点到晚上11点，每周仅休息一天，赶上发饷日或节假日，一天卖三四十次是很普通的事，牺牲到如此程度还不算本领，只有日接客达到五十次以上，才会有些许奖励。
其二，被集中管理，出入受限，每月体检不是为了保护军妓健康，而是确保战士不会因性病而减损，只有生病和生理期是她们可以获准休息的理由。
其三，规定营业收入的七成归军妓所得，但经过各类管理人员的层层克扣、老鸨的抽成，最终到她们手里的已是寥寥无几。
其四，军妓不得同官兵照相、谈情说爱，更有甚者，一些士兵在发现军妓容貌平平还会当场要求换人，丝毫不顾及对方颜面。
正如历史群像电影《军中乐园》演绎的那样，身为军妓的阿娇，将赚来的金银首饰藏在音乐盒里，一件件拿出来看又一件件放回去，那是她唯一的寄托，也唯一的出路，攒够钱逃离这里。
在国民党官方的统计和报告里，军妓是数字、编号、“必要之恶”，这项制度的毒性远不止对直接受害者的摧残。
资料显示，1956年金门15岁以上未婚男性有4182人，女性仅2056人，缺口达2126人，到了1976年，这一缺口扩大至2741人，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导致新娘身价飞涨，男方需付出8000元新台币、800斤猪肉、800盎司白银的天价彩礼，许多男性因此终身无法成家。
由此，民众也成了军妓的服务对象，如此特殊的劳军活动营造了军民一家的假象，实际上，军民关系因此彻底变得商品化、污名化，当地居民鄙视军妓又不得不接受她们存在的必要性，这种矛盾心理撕裂了社会与民心，如一位金门老人的回忆。
“我们都知道那些女人可怜，但又能怎样？那是政府高层的安排。”
1990年9月30日，“军中乐园”正式废除，为避免官兵不适应，此后还转交民间继续经营了一年作为过渡，由此，这个存在了整整40年的罪孽制度终于画上句号，但悲剧并未因此结束。
昔日的军妓，许多终身未婚，晚景凄凉，直到《军中乐园》这样的电影出现，学者们才从档案中挖掘出片段真相，让这段历史重现世人眼前。
在电影导演钮承泽口中，拍这部电影让他理解了，为何父辈不管多快乐还会有一丝哀愁，这种哀愁是时代创伤在一代人身上的烙印。
今天，金门岛上那些“特约茶室”建筑大多已被拆除，物理空间会消失，但记忆不会，那一张张娱乐券的背后，是将人工具化的思维，用权力碾压弱者的逻辑，用必要为恶行开脱的诡辩。
那些军妓被编号的身体、被定价的人生，值得被看见、被记住，因为她们不是历史的注脚，而是历史本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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